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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田会议》心得体会

归档日期:08-30       文本归类:古田会议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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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长河中,闪烁着丰碑永驻的一道道灿烂光芒!古田会议就是矗立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的一座巍巍丰碑!1929年12月28-29日,、朱德、陈毅等人在上杭古田领导召开了中国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彪炳史册的古田会议。(中国新闻网)

  古田会议是我党我军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这次会议在中国和工农红军的发展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古田会议通过了起草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决议案。史称《古田会议决议》,是建党建军的纲领性文献。其内容十分丰富。中心内容就是要用无产阶级思想建设无产阶级的政党和人民军队,概括地说是“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古田会议不仅坚持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找到了中国和中国红军建设的成功道路,而且创造性地提出了思想建党的原则,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理论,有力地推进了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成为了中国迈向胜利的一个新起点。

  谈到古田会议的重大历史意义, 同志曾这样说过, “把列宁的建党学说发展得最完备的是同志。……大家看看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就可以了解。”如果说列宁的贡献在于揭示了组织建党的规律,并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组织化;那么,的贡献则在于揭示了思想建党的规律,并实现了组织的思想化。正因为实现了组织的思想化,才在中国这个农民的国度里训练出伟大的中国。

  1989年12月22号,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主席的亲临古田视察,他深有感触地说:“我们抓党的建设,抓军队的建设,抓思想政治工作,就要按古田会议精神去做,古田会议决议是个宝,至今还有强大生命力,要温故知新,学而时习之。”参观结束的时候,江总书记兴致勃勃地命笔题词:“继承和发扬古田会议精神,加强党和军队的建设。”2004年9月6日,时任主席的在福建视察时再一次为古田会议题词:“古田会议是我党我军建设史上的里程碑”,高度评价了古田会议的重要历史意义,对古田会议作了科学准确的历史定位。

  总书记曾两次亲临闽西革命老区,1999年6月21日他在参观古田会议纪念馆后曾指出:古田会议是我们党和军队建设史上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特别是古田会议强调要重视加强思想政治建设,这个精神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在跨世纪发展的征途上,我们要继承和发扬古田会议精神,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这个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确保党的政治任务的顺利完成。在新时期保持员先进性专题报告会上讲话中更明确地指出:在古田会议上,“针对党和红军中存在的种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及其危害,提出了思想建党的原则,强调党员不但要在组织上入党,而且要在思想上入党,要经常注意用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和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这一重要思想,对我们党的建设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从三代中央领导人对古田会议的高度评价中,笔者感悟到,针对新形势、新任务,重视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把党的建设作为一项伟大的工程来谋划,是我们党的一宝,是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以及改革开放伟大事业不断取得胜利和成功的根本保证。事实也就是如此,从提出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到我们党提出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凝结的正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对党的建设。源远流长、一脉相承的高度重视。

  如今,我们又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与古田会议有相似背景的是,党的建设在一片大好的形势下,又面临着许多新的课题。比如,从党的思想状况来看,还需要下大力气进行科学发展观的学习教育和贯彻落实,进一步用科学发展观武装各级干部的头脑;从党的廉洁状况来看,并不容乐观。仅十七大召开以来的2008和2009两年,就有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庞家钰等6位副部级以上干部出问题了,而厅局级以下的干部,出了腐败问题的也不在少数;从党的规制状况来看,缺漏还比较多。例如,干部财产申报制度还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公车使用、公款吃喝、公费旅游这些问题,也都没有获得很好的制度性解决;从党的干部提拔升迁的情况看,正道和邪路并存的问题也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不解决,我们党的建设就不能前进,甚至会发生危机。

  在这种背景下,正在召开的、以研究党的建设为主题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在认真系统地总结党的建设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围绕着党内民主如何贯彻落实的问题权力的制约监督问题,干部的直接选举问题,对一些重大制度做出进一步的论述、要求和安排,必将在揭示制度建党规律方面,做出历史性的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说,全党和全国人民期待中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必将在中国建党史上矗立起又一座巍巍的丰碑,成为中国迈向新胜利的新起点,从而引领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奋勇前进。

  古田,位于福建省上杭县东北部,梅花山南麓莽莽群山环抱着的一个狭长形的小村落。据说,梅花山南麓的彩眉岭下有一丘田,形似“田”字,故有人以“古垦之田”来称谓此地为古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古田已经成为闽西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域之一。

  其一、从地理上看,古田位于龙岩、上杭、连城三县交界处,是一个四面群山环抱的小盆地,东有彩眉岭,西有将军山,西南有巍巍的双髻山,北有莽莽的梅花山,南有险峻的吊钟岩,只有三条石砌路与外界相通,地势十分险要,易守难攻,历来就是一个屯兵驻军的好地方。

  其二、从形势上看,自从1928年闽西四大暴动以来,古田的农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特别是红四军入闽经过古田,更加促进了古田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成为闽西红色区域的中心地带,中共闽西特委机关就驻在古田的苏家坡村。古田的群众基础极好,而且当地农民分到田地,当家作主后,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粮食获得好收成,为红军提供了充足的粮食。

  其三、从军事上看,红四军于10下旬出击东江后,蒋介石就开始筹划对闽西红色区域的第二次闽粤赣三省军事“会剿”。永定、上杭、长汀、武平都有敌人来攻,而且新泉整训期间,敌兵也紧追不舍。这样,选择在古田这个相对安全的盆地召开会议就比较适当了。

  12月中旬,红四军领导机关和部分红军进驻上杭古田,继续开展整训,特别是多次召开了各纵队、支队的党代表及部分大队的党代表联席会议,为召开红四军党的“九大”进一步做好思想和组织准备。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精神,结合我军创建二年多来的实践经验,为大会起草了决议案。

  1929年12月28日,在党中央和周恩来、李立三的支持下,、朱德、陈毅在古田曙光小学领导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国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史称古田会议。红四军各级党代表、干部代表和士兵代表以及闽西各地的干部代表、妇女代表共120多人参加了会议。

  陈毅首先传达了中央“九月来信”精神和中共中央关于反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决定,并作了关于废止肉刑和反对枪毙逃兵问题的报告。

  朱德作了军事报告。“从红军建军一直谈到目前”,很实在具体,让全体代表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第308页,三联书店出版社1979年)

  作了政治报告——《中国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的报告,还有多次的讲话,“不仅谈到红军和苏区,还谈到国内局势和他当时所了解的国际局势。”(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第308页,三联书店出版社1979年)的讲话和报告内容丰富,深入浅出,说理透彻,代表们听了都得到了极大的教育和感染。

  与会代表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由于会前准备充分,代表思想统一,一致讨论通过了起草的《中国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名垂青史的《古田会议决议》,还通过了《废止枪毙逃兵决议案》、《接受中央指示决议案》、《拥护〈中央反对机会主义及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的决议》、《士兵决议案》等项决议。

  12月29日,会议胜利闭幕。会议还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红四军的前敌委员会,、朱德、陈毅、李任予、黄益善、罗荣桓、、伍中豪、谭震林、宋裕和、田桂祥等11人为前委委员,任书记,杨岳彬、熊寿祺、李长寿等3人为前委候补委员。

  古田会议是我党我军建设史上的光辉里程碑,会议通过的《古田会议》决议是建党建军的纲领性文献。

  如何建设一支长期处在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下以农民为主要成份的政党和军队,使之成为无产阶级的政党和人民军队?这是摆在中国人面前的一个带根本性的重大理论问题,而这个问题又是非解答不可的,其实这个问题也是国际共运史上第一次遇到的重大问题。古田会议在中央《九月来信》的指导之下,科学总结了南昌起义二年多来的经验和教训,特别是红四军党内各种思想斗争的历史经验,成功地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找到了党和人民军队建设的正确方向。会议通过的《古田会议决议》内容丰富,核心部分是开篇的《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中心内容就是要用无产阶级思想建设无产阶级的政党和人民军队。

  古田会议是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把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同我们党的自身建设实践相结合,探索出一条着重从思想上建党、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成功之路上的一个光辉里程碑。

  《古田会议决议》一针见血地分析指出,红四军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决议列举了错误思想的各种表现形式,如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和盲动主义残余等8种。有这么多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在红四军党内存在,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党员成份大多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所构成的,决议指出:“四军党内种种不正确思想的来源,自然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它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根据1929年5月统计,红四军中的党员成份,工人只占了23.4%,而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则占了76.6%。另据古田会议前夕统计,全军6000人,有党员1600人,其中工人300人,占18.8%;农民900人,占56.2%;小商人200人、知识分子200人,各占12.5%,亦即说明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分子共占了81.2%。

  不仅红四军状况如此,当时全党全军的状况亦大为雷同。如据1928年党的六大时统计,党员成份中农民占了76.6%,知识分子占了6.9%,士兵占了0.8%,其他成份占了4.8%,工人只占了10.9%,到1929年6月党的六届二中全会召开时,工人党员占党员总人数的比例减少到了7%。这是处在中国这么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农业大国里的必然现象——农民人口占了绝大多数,而工人阶级总数只有200多万。更为重要的是,在大革命失败以后,虽然党中央仍然设在上海这个大都市,而且当时的党中央的主要领导者都坚持“城市中心论”的思想,并以此来指导全国革命运动的开展——甚至在古田会议之前的相当一段时间里,本人也多多少少存在着“城市中心论”的思想,但实际上党的工作重心已经转移到了农村,党的组织发展的基础也自然放在了农村。

  这是无可争议的让领导人担忧但又不可能立即改变的建党建军早期的历史真实。严峻的历史现实向中国提出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问题——一个长期处于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中,以农民和其它资产阶级为主要成份的党,如何建设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保持其先锋队性质?这也是国际运动史上遇到的崭新课题,不回答和解决好这个问题,中国的建设和中国革命都“不能前进一步”。(《选集》第1卷,第188页)而这个问题在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中是找不到现成答案的——强调组织建党,大量吸收工人阶级入党,巩固党的工人阶级基础,以保持党的先锋模范作用,这在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下是根本做不到,也做不好的。而且,要解决这一问题的障碍也主要来自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批评中国重视农民甚至重视工人,担心中国长期在农村会丧失无产阶级先进性,变成农民党。

  《古田会议决议》指出,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问题。为了红军的健全与扩大,为了斗争任务之能够负荷,都要从党内教育做起。不提高党内政治水平,不肃清党内各种偏向,便决然不能健全并扩大红军,更不能负担重大的斗争任务。因此,有计划地进行党内教育,纠正过去之无计划的听其自然的状态,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

  古田会议把教育的重点科学地定位在了思想政治工作上。《古田会议决议》列举了党内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近30种的材料和方法。其中党内教育的10种材料有政治分析、红军党内八个错误思想的纠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研究等;党内教育的方法有18种之多,如:党报、训练班、个别谈话、批评和自我批评等。

  为了更有效地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确保正确的方法能得到科学执行,决议强调要重视调查研究,“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抗。”“因为对于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的分析和对于工作的主观主义的指导,其必然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

  在加强党的思想和政治建设的同时,古田会议强调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古田会议决议》很有针对性地指出:“红军党的组织问题现在到了非常之严重的时期,特别是党员的质量之差和组织之松懈,影响到红军的领导与政策之执行非常之大。”有鉴于此,《古田会议决议》对红四军党的组织建设专门作出决议。

  决议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规定“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决议严厉批评了“极端民主化”的思想,指出“先交下级讨论,再由上级决议”的“所谓由下而上的民主集权制”是错误的,将“损伤以至完全破坏党的组织,削弱以至完全毁灭党的战斗力,使党担负不起斗争的责任,由此造成革命的失败”。

  决议坚持党支部建在连上的正确做法,实行党员的混编办法,认为“干部分子与一般分子,知识分子与劳动分子的混合编制法,是很对的。但还缺乏有计划地将各种出身不同能力不同分子很好地混合编制起来,以后此点要多加注意。至于单纯地把干部分子编成小组,那是要不得的。”

  为提高红军党员的素质,决议明确了发展党员的组织路线是“以战斗兵为主要对象。同时对非战斗兵如夫子、勤务兵等亦不应忽视。”不搞入党的“人情”、“官本位”,避免把官长“一概拉进”党内,忽视在基层发展党员的偏向。同时,在“旧的基础厉行洗除”的基础上,建立新基础,作出了发展党员的五个条件新规定:

  加强了党的思想政治建设以及组织建设,《古田会议决议》还注意到了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性,把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作为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战斗力的重要内容。决议尖锐批评了“一部分党员特殊化”的错误做法,要求全体党员都不要搞特殊化,“严格地执行纪律,废止对纪律的敷衍现象。”努力工作,充分发挥自己作为员的先锋模范任用。

  古田会议还为中国正确开展党内思想斗争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古田会议决议》认为党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仍然是党内的矛盾,坚持认为要用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充分发扬党内民主的方法,解决党内矛盾。允许个人发表意见,允许争论,求同存异,力图达成共识。当然,有意见分歧的同志进行争论要限于党内,要有大局意识,更不能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能计较个人的得失和恩怨,决不容许搞非组织活动,拉帮结派,进行宗派活动,打击报复。这种做法与第三次“左”倾路线着重组织处分,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截然不同,垂范后世,无疑在党的建设史上是一个开拓性的杰出贡献。

  二、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划清同一切旧式军队的界线,建设新型的人民军队。

  古田会议是新型人民军队建设的重要开端,确立了人民军队建设的一系列基本原则,铸就了中国新型人民军队那永恒不变的军魂——党对军队绝对领导。

  《古田会议决议》科学地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深刻道出了红军是无产阶级的人民军队的性质。同志曾指出:“我们的军队能够始终不渝地坚持自己的性质。这个性质是,党的军队,人民的军队,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这与世界各国的军队不同。”(《文选》第3卷,第334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红军的性质就是在古田会议上明确定义下来的。

  红军的宗旨与中国的宗旨是一致的,红军的唯一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求解放。红军决非如同一切旧式军队是为个人或者小集团谋私的武装团体,红军官兵都知道“是为了自己和工农阶级而作战”,“不是为他人打仗,而是为自己为人民打仗”。

  由红军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红军要执行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等三大任务,《古田会议决议》规定,红军“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建设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反对只管打仗不问其它的单纯军事观点,反对单纯游击、不要根据地建设、走州过府的流寇思想,反对只顾自身壮大不管地方武装发展的本位观念。

  古田会议重申和发展了“三湾改编”所确立的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以党的决议的形式将之固定为指导思想。古田会议标志着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军魂所在——的正式确立。

  古田会议建立了党委领导制。营级以上成立党的委员会,统一由前委领导。党委实行集体领导,“完全由集体的党领导”。“四军党的集体的讨论,从支部到前委历来是如此的。”《古田会议决议》规定,“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去执行”。强调党的各级会议(从支部到前委)均须将工作计划和报告拿到会上集体讨论决定,任何党员不能因为有什么职务而搞特殊化,无故不参加会议。

  把支部建在连上是保证人民军队牢牢控制在领导之下的有效办法,“三湾改编”开了这方面的历史先河,古田会议进一步将此发扬光大。在前委的统一领导之下,班排有党小组,每连建立一个支部,营团建立党委。决议称:“每连建设一个支部,每班建设一个小组,这是红军中党的组织的重要原则之一。在党员数量过少的部队,事实上不能每班建立一个小组时,则暂以排为单位建设小组,而把组员有计划的分配到各班,但须明白这是过渡方法。”

  决议批判了那种认为军事与政治是对立的,甚至“把红军的政治机关隶属于军事工作机关,提出‘司令部对外’的口号”,以军事来领导政治的错误观点,正确指出红军的军事机关和政治机关,“在前委指导之下”,平等地执行军事和政治任务。从而解决了“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的重大命题。

  与单纯军事观点相伴而来的就是肉刑制度。当时红四军的许多军官都是从旧军队中改造过来的,但改造并不彻底,还明显带着旧军阀主义残余,特别主张带兵就是要严厉,严厉的手段就是肉刑,认为带兵打仗就是要对士兵该骂就骂,该打就打,该枪毙就枪毙,所谓“不打不成兵”,就像城隍庙的大鼓,三天不打就会上灰尘。要不的话,“不打人看怎样才能管理?不枪毙逃兵看有什么办法止得住逃兵?”

  《古田会议决议》强调“应该加紧我们的责任,努力于说服精神和自觉遵守纪律精神的提倡,去克服这个违反斗争任务的最恶劣的封建制度。”

  在军事建设上,《古田会议决议》规定要加强军事训练和发展工作,加强对红军严明纪律教育,实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等政治工作三大原则,从而使红军划清了同一切旧式军队的界限,从而使红四军面貌焕然一新,成长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决议生动地指出:“官兵之间只有职务的分别,没有阶级的分别;官长不是剥削阶级,士兵不是被剥削阶级。”

  严守政治纪律是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保证。古田会议重视革命纪律的教育,提出要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树立人民军队纪律严明的威武之师形象,《古田会议决议》指出:“红军纪律是一种对群众的实际宣传,现在的纪律比前松懈了,因此给了群众以不好的影响。”

  “上门板、捆禾草、扫地、讲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照还、赔偿损失,这些都是红军宣传工作的一种,现在也做得不充分。”

  同时,红军还需要努力扩大宣传,认为“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工作。若忽视了这个工作就是放弃了红军的主要任务,实际上就等于帮助统治阶级削弱红军的势力。”

  对敌宣传是红军的一项重要工作,《孙子兵法》称:“不战而屈人之兵,上之上策也。”红军对于这项工作很重视,也很有成效。

  在党的领导下,连、营、团各级都建立了士兵委员会,代表士兵利益,实行无产阶级民主,并协助党组织开展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勿庸置疑,红四军的民主制度的执行堪称典范,使广大红军官兵感受到了与旧式军队的完全不一样。

  思想政治工作是我党的显著特色和优良传统,也是我党体现其先进性,不断发展壮大,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因素。古田会议把思想政治工作摆在了突出的重要地位,提出了思想政治工作的一系列重要原则,为我党我军思想政治工作树立了一块历史界碑。特别是古田会议提出的用开展党内教育和互相批评的方法来解决党内矛盾,克服党内各种错误倾向,这在党的建设史上是一个重要创举,对党的建设是一个重要贡献。

  古田会议所解决的最核心问题就是纠正了党内的错误思想,在批评并纠正党内错误思想的过程中,古田会议确立了开展党内思想斗争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良好典范。古田会议指出,红四军党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多种多样,而且危害性、腐蚀性极大,但应该清楚地认识到,这些错误思想表现仍然属于党内矛盾,而不属于敌我矛盾,而且一般都是思想认识问题。因此,古田会议确立了一个原则:克服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就要以对待内部矛盾的方法来处理,只能用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开展党内教育来解决,而不能搞过火的党内斗争。古田会议开创性地提出和实践了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思想政治工作方法,以此来解决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问题,揭露矛盾,克服错误。为了防止过火斗争,决议规定:“党内批评要防止主观武断和把批评庸俗化,说话要有证据,批评要注意政治”,要反对“互相之间的乱说,或互相猜忌”,因为这样的搞法只能“酿成党内无原则的纠纷,破坏党的组织”。必须使党员明白,“党内批评是坚强党的组织、增强党的战斗力的武器”,并“以达到阶级斗争的胜利”。例如,古田会议批评“主观主义”、“唯心观点”,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3条纠正的办法:“(一)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二)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三)党内批评要防止主观武断和把批评庸俗化,说话要有证据,批评要注意政治。”

  古田会议由于采取了启发教育、说服教育、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基本方法来解决非无产阶级思想的问题,所以,古田会议让大家都心情舒畅,全军上下,团结一致,“风发雷奋”,充满了战斗激情。在此之前相当一段时间内显得难以消除和克服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倾向一扫而清,党和军队的建设随之得到了巩固和提高。

  古田会议奠定了我党我军思想政治工作的基础,使思想政治工作逐渐走上了正轨,成为我党我军的传家法宝,从而保证了我党我军的无产阶级先进性质,从胜利走向胜利。历史实践证明,什么时候重视了思想政治工作,员的先进性就体现得淋漓尽致,员所献身的革命事业就一帆风顺,欣欣向荣,反之,则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改革开放之初,同志极富远见卓识地要求“在工作重心转达到经济建设以后,全党要研究如何适应新的条件,加强党的思想工作。”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始终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军队各项建设的首位,永葆人民军队的性质、本色和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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